李鵬回憶錄(1928-1983)pdf

2019年9月30日21:20:34 評論 11

李鵬回憶錄(1928-1983) 內容簡介

李鵬親自撰寫的這部自傳體書籍,時間跨度從1928年至1983年,共55年。全書共16章,48萬余字,收入了130余張珍貴的歷史照片。

在書中,李鵬除了大篇幅回憶和妻子朱琳相識、相知并共同撫育小鵬、小琳和小勇三個孩子的家庭生活,也記敘了自己和李鵬、周恩來、陳云、鄧穎超、李富春等革命元勛交往的經歷。

李鵬于1928年10月20日出生在一個革命家庭。

他的父親李碩勛曾任中央軍委委員、中共江蘇省委秘書長、省委軍委書記,中共浙江省委常委、省委軍委書記、省委代理書記。他的母親趙君陶,是中共早期領導人之一、周恩來留法同學趙世炎的妹妹。李鵬的三姨趙世蘭則是黨內有名望的老大姐之一,連鄧穎超、蔡暢等人都稱她為“大姐”。

不幸的是,1931年9月,李碩勛在李鵬3歲的時候就為革命犧牲了。

《李鵬回憶錄(1928-1983)》一書中,他回憶了與李鵬、周恩來、鄧穎超、陳云等革命先輩交往的故事。

這本書只寫到了1983年。李鵬在回憶錄的前言里寫道:“我還準備繼續完成1983年至今的回憶錄,包括在黨中央、國務院、全國人大的20年和離休之后的生活。”

《李鵬回憶錄(1928-1983)》內容豐富、翔實,感情真摯,語言質樸,從一個側面為讀者展現了一幅波瀾壯闊的中國革命、建設和改革開放事業的畫卷,是進行革命傳統教育的生動教材,對黨史、國史研究具有重要史料價值。

李鵬回憶錄(1928-1983) 目錄

第一章動蕩的童年(1928—1938)

一 我的出生2

二 我的家庭4

三 父親在海口英勇就義8

四 回到四川17

五 從宜賓到成都19

六 母親以教書為生22

七 我的母校—成都市實驗小學25

八 擺脫特務的監控27

九 革命母親夏娘娘30

第二章 在重慶(1939—1941)

一 從成都到重慶34

二 在育才學校38

三 見到周恩來同志42

四 皖南事變46

五 到延安去49

第三章 在延安成長(1941—1945)

一 蔡暢同志來接我55

二 在延安的學習經歷58

三 延安大生產運動64

四 延安整風運動67

五 見到陳云同志70

六 毛主席和我談話74

七 審干工作和“搶救運動”77

八 周恩來回到延安79

九 到南泥灣秋收突發闌尾炎84

十 黨內思想的統一85

十一 延安的文化生活88

十二 狂歡之夜91

十三 告別延安92

第四章 從延安到東北(1945—1947)

一 東渡黃河99

二 向張家口前進101

三 張家口工業專門學校105

四 走上工作崗位109

五 押運發電機111

六 雁門大隊117

七 從大連到哈爾濱123

第五章 在哈爾濱(1947—1948)

一 哈爾濱油脂廠協理132

二 破獲一樁特嫌案137

三 參加工廠民主改革140

四 四平遇險144

五 母子爭論145

六 離別祖國149

第六章 留學蘇聯(1948—1955)

一 到莫斯科155

二 在伊萬諾沃市157

三 專業選擇164

四 毛主席訪問蘇聯168

五 莫斯科動力學院水電系174

六 水電系的同學179

七 實習與旅行188

八 在留蘇學生總會198

九 參加中國電力代表團203

第七章 豐滿歲月(1955—1960)

一 到基層去209

二 來到豐滿211

三 見習廠長215

四 參加中朝水電開發談判219

五 2號機組事故221

六 修復2號發電機225

七 成立檢修隊228

八 整風運動230

九 戰勝松花江特大洪水234

十 相識在松花江畔240

十一 天池尋水253

十二 “大躍進”259

十三 反對“右傾機會主義”261

十四 小鵬的出生264

十五 母子談心268

十六 同志與友誼270

第八章 東北電網(1960—1964)

一 任東北電管局副總工程師兼調度局局長278

二 以煤定電280

三 三年困難時期284

四 “八字方針”286

五 和睦的家庭289

六 中蘇大論戰295

七 周總理會見烈士子弟300

八 考察瑞法兩國水電306

九 電網運行規律316

第九章 阜新發電廠(1964—1966)

一 參加“四清”留任廠長320

二 深入生產第一線327

三 參加勞動330

四 滿出力運行335

五 機構改革337

六 參觀三線建設338

七 清產核資344

第十章 十年動亂(上)(1966—1971)

一 “文革”開始350

二 代理北京供電局黨委書記354

三 天安門保電357

四 三姨之死361

五 “蘇修特嫌案”370

六 周總理接見水電會議代表374

七 調整北京電力管理機構377

八 林彪叛逃事件381

第十一章 十年動亂(下)(1972—1976)

一 出席國際大電網會議385

二 開展“三電”工作391

三 建設唐山陡河電廠395

四 擴建高井電廠398

五 “批林批孔”405

六 全面整頓409

七 為三姨趙世蘭平反412

八 淚灑長安街415

九 大同二電廠選址421

十 抗震救災424

十一 “文化大革命”結束431

第十二章 撥亂反正(1976—1978)

一 揭批“四人幫”434

二 工業學大慶436

三 建設大港電廠439

四 中共十一大443

五 各領域的撥亂反正446

六 十一屆三中全會449

七 新“八字方針”450

第十三章 重組電力工業部(1979—1980)

一 考察日本電力企業453

二 全電會議459

三 成立華北電管局464

四 龍羊峽截流470

五 第二次全電會議476

六 水電座談會479

七 訪問朝鮮484

八 全國電網經濟調度會議489

九 “六五”期間的能源政策494

十 全國電業安全生產會議498

十一 擴大企業自主權502

十二 烏江渡水淹廠房事故505

第十四章 啟用中青年干部(1981—1982)

一 任電力部部長511

二 推進萬安水電站復工515

三 河南之行518

四 十一屆六中全會524

五 六中全會輔導報告528

六 龍羊峽抗洪搶險536

七 山東電力上劃550

八 兩部合并558

第十五章 中共十二大(1982)

一 考察羅馬尼亞電力工業568

二 了解匈牙利海勒空冷系統575

三 內蒙古昭烏達盟之行578

四 黨的十二大582

五 四川之行589

六 江西福建之行592

七 考察法國核電597

八 赴英談判中法英核電合作604

九 赴芬蘭考察蘇式核電機組610

第十六章 全國電力工作會議(1983)

一 電力工作會議615

二 廣東湖南之行621

三 大琳被任命為水電部駐捷驗收機電爐設備總代表629

四 考察廣西紅水河電站636

五 考察內蒙古煤電基地644

六 用電包干648

七 到國務院工作651

李鵬回憶錄(1928-1983)精彩文摘

我的出生

我出生在一個革命家庭。我的父親叫李碩勛,母親叫趙君陶(原名趙世萱),他們于1926年8月在上海大學結成良緣,成為一對志同道合、相親相愛的革命伴侶。從他們的結婚照片上可以看出,母親坐在一個大椅子上,相貌端莊、溫柔文雅,父親坐在母親身旁,身材修長,剛強堅毅。這張照片我母親一直珍藏在身邊,這是她幸福而永恒的紀念。

說起父母親的相識,還有一段往事。那是在1925年3月,我父親在上海大學讀書。當時的上海大學是我們黨參與創辦的一所學校,培養出了大批黨的干部,著名共產黨人瞿秋白、張太雷等都曾在這里任教。有一位同學叫陽翰笙,他患有胃病,組織上安排他和李碩勛、劉昭黎、雷曉暉等幾位同學一同到杭州養病并補習功課。他們四人在西湖邊的葛嶺山上租了一套四間屋子的平房,自己動手做飯和料理日常生活事務。杭州風景秀麗,氣候宜人,陽翰笙的病一天天好了起來。我父親隨身帶了許多關于馬列主義的哲學和社會科學書籍,在那里苦心閱讀鉆研。有一天,雷曉暉碰到一個叫鐘復光的同學,就邀請她來西湖的住處。鐘復光后來嫁給了上海大學的一位教社會科學的教授施存統,他們的兒子就是新中國成立后著名的作曲家施光南。過了幾天,鐘復光來到了葛嶺山上的住處,和她一起來的還有一位20歲左右的女學生。鐘復光介紹說:這個女孩子叫趙世萱,是趙世炎的妹妹,從北京來到上海,準備明年報考上海大學。就這樣,我的父親和母親相識了。以后他們同時就讀于上海大學社會學系。他們經過相識、相知,互相萌發了愛慕之心,在第二年8月結為終身伴侶。

我的母親非常喜歡杭州,我想這不僅僅是因為西湖秀麗的風光,還有她對父親的無盡懷念。母親晚年身體已經十分虛弱,但她還是想回杭州再看一看那令人牽腸掛肚的地方。1982年她終于如愿以償,在西湖邊上的一家休養所度過了一個多月的時光。

1928年10月20日,也就是農歷九月初八,我出生在上海法租界明德里15號。在我出生的時候,我的父親受黨中央委派,正在浙江省從事黨的白區工作,任中共浙江省委常委、組織部長、省軍委書記,后又任省委代理書記,所以未能陪伴在母親身邊照顧她。過了半年,到1929年3月,我父親才奉中央的調動,回到了上海。這時候我已經快半周歲了,父親見到一個活潑可愛的小男孩,心中自然十分高興。他就問母親:“給他取名字了嗎?”母親說:“還沒有呢,等你來取呢。”他好像胸有成竹,說:“他在我們李家屬于‘遠’字輩的,就叫李遠芃吧。”我母親不假思索念出了白居易的一首詩《賀雨》,其中有兩句是“萬心春熙熙,百谷青芃芃”。我父親說:“‘芃’代表草木茂盛的意思,這說明我們家又多了一個革命的后代,我希望他能夠像茂盛的草木一樣,永遠扎根在中國人民的土地上。”就這樣,我的名字就定下來了,叫李遠芃。后來,我12歲去延安的時候,蔣南翔幫我改名為李鵬,一直沿用至今。

毛主席訪問蘇聯

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,毛澤東主席于1949年12月16日至1950年2月17日對蘇聯進行了正式訪問。毛主席和斯大林進行了3次會談,中蘇雙方簽訂了《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》,這是中蘇關系史上的一件大事。

……

2月17日,是毛主席離開蘇聯的日子。就在這一天,毛主席接見了駐蘇使館的工作人員以及全體留學生。這當然是我們大家期盼已久的事情。其實,在周總理到莫斯科后不久,我就通過伍修權提出想見周總理。等了一兩天,周總理接見了我。他對我很熱情,簡單地問了我們學習的情況,我都一一作答。然后我說:總理,我要代表全體中國留學生提出一個請求。話還沒有落音,周總理笑了,他說:我知道你想說什么,你們是想毛主席接見你們。但是現在還不行,你們等候消息吧,一旦有可能,我們會通知你們的。

……

1950年2月17日上午,我們接到通知,要我們晚上6時到大使館。大家都心照不宣,肯定是毛主席要接見我們。當時同學間的聯絡主要是靠電話,但有的地方沒有電話,要派同學去通知。經過緊張的工作,所有同學都通知到了。晚6點前,我們都趕到了駐蘇大使館。全體駐蘇使館人員和留學生都聚集在使館大廳,等候毛主席的到來。

不久,毛主席在周總理等領導同志的陪同下,步入了大廳,大廳里頓時響起了熱烈的掌聲。毛主席就座后和王稼祥進行了簡短的交談。我們有的同學和毛主席相識,有的同學和周總理相識,大家就一擁而上,掏出筆記本,請他們簽字。毛主席當天心情很好,來者不拒。在我的記憶里,他簽字的時候都要問一問學生的情況。比如說,有的同學是學電業的,他就寫了關于電業方面的題詞。毛主席認識葉正明和葉正大,就問他們是學什么的,他們說是學航空專業的,毛主席就為他們寫了有關航空事業的題詞。還有的同學是學經濟、農業方面的,毛主席也都分別題了詞。曾涌泉在一旁看到這種情景,怕毛主席太累了,非常焦急地找到我,說:你還不趕快讓同學們散開,毛主席要對你們講話的。毛主席為幾位同學題寫了具體內容的題詞后,給后來的同學的題詞都是“為人民服務毛澤東”。我現在保存的一份復印件,也是毛主席題寫的“為人民服務”。周總理的題詞都是一樣的,是“艱苦樸素,努力學習”,這個復印件我也有。至于在莫斯科學習的其他同學,從來沒有見過這種場面,也沒有請領導簽字的習慣,所以他們就沒有得到毛主席和周總理的珍貴簽字。

大家安靜下來后,毛主席開始講話。首先是對全體駐蘇使館的人員,要求他們為中蘇友誼和世界和平作出貢獻。對中國留學生,他講了三點:第一,你們要努力學習,比一般的蘇聯同學要更加倍努力,完成學業回到祖國后為建設事業服務;第二,新中國剛剛成立,生活水平還比較低,你們到了蘇聯,在生活上不要向蘇聯同學看齊,要吃苦,要艱苦奮斗;第三,還要注意鍛煉身體,保持身體的健康,如果你們學成了,身體搞垮了,那么回國后還是不能為祖國作出貢獻。大家聽后報以熱烈的掌聲。會見結束后,毛主席離開大使館,當即乘專列回國。

見到周恩來同志

1940年秋季,我正在育才學校讀書,突然接到通知,要我趕赴重慶八路軍辦事處,準備去延安。我從學校步行到草街子碼頭,坐船到北碚,正好我的母親也從對岸的黃果樹來接我,母子匯合后一起坐公共汽車前往重慶。

我們先來到重慶曾家巖50號周公館,周公館位于今渝中區中山四路,在靠近嘉陵江邊朝天門附近的一個小巷里。1938年冬,中共代表團由武漢遷移重慶后,為便于工作,周恩來以個人名義租賃這幢房子,作為中共南方局在市內的一個主要辦公地點。樓房內,中共代表團僅租賃了一、三兩層,二樓的大部分和底層門廳旁的廚房,均為國民黨人居住,真有左右內外夾攻之勢。

在曾家巖,我見到了周恩來和鄧穎超,我們這些烈士子弟都親切地稱呼他們“周伯伯”和“鄧媽媽”。這是我第一次見到周伯伯,1939年他曾摔傷了右臂,到蘇聯治療。事情發生在1939年7月,周伯伯在騎馬過延河的時候摔了下來,造成右臂肘關節部位骨折。黨中央和蘇聯政府都十分關心,由于國內醫療條件有限,蘇聯政府派了專機來接他。這樣,他和鄧穎超一起赴蘇聯治療,還帶了幾名在延安的革命烈士的后代和負責人的孩子去蘇聯學習。我記得有孫維世,她是孫炳文烈士的女兒;陳祖濤,是陳昌浩的兒子;高毅,是高崗的兒子;還有陳小達,是陳伯達的兒子。這就是以后被周總理稱作送到蘇聯學習的第二批革命后代。周伯伯在蘇聯治病,醫生診斷后認為,骨折是可以醫治的,治療的辦法就是打釘子,把他的右小臂與肘部固定起來,這樣他的右手還可以活動,但是右臂上的肘關節就不能恢復活動了。在征求周伯伯和鄧媽媽的意見時,周伯伯表示:只要能使我的右手活動,還可以拿槍、寫字,那就沒什么關系,一樣可以做革命工作。傷養好了以后,他們先被送回延安,然后又回到了重慶。

周伯伯看到我非常高興,對鄧媽媽說:這孩子都長這么大了,越長越像碩勛了。鄧媽媽說:我看更像君陶。大家哈哈大笑。這時候,周伯伯看到我有一點駝背,就用巴掌拍拍我的背,然后又用拳頭輕輕敲了敲。他對我說,可不要駝背,要挺起胸膛,這樣身體才健康。這件事我一直記憶猶新,因為以后到了延安以及在北京再次和周伯伯見面的時候,他都要看看我是否還駝背。

有一天,周伯伯問我:你在育才學校學習什么功課?我說在社會科學組。他聽了以后,從桌子上隨便拿了一張《新華日報》,叫我把社論念一遍。我很流利地念了一遍。他說:你能不能把這篇社論的要點給我講一講?我當即根據自己的歸納講了幾點意見,都是比較中肯的。他聽后對我大為稱贊。于是這件事情在曾家巖傳開了,說育才學校有一個孩子,小小年紀就能背馬列主義。這當然是誤傳。到了20世紀90年代,我們在北戴河休息時,我和朱琳看望宋平同志和他的夫人陳舜瑤,當時陳舜瑤問我:最近出版的《延河之子》那本書內容符合事實嗎?我說:基本符合事實,因為書中有關我的內容大部分是我口授的。她又笑著說:那你就是當年在曾家巖的那位小同志了,大家都說你背馬列倒背如流。我解釋說:那是誤傳,我當時只不過是念了一篇《新華日報》的社論和歸納了要點罷了。

……

毛主席和我談話

1942年的秋季,我們已經從自然科學院補習班轉到新成立的延安大學中學部學習,校址在延河東岸原中國女子大學的地方。在一個星期六的下午,我從延安大學出發,步行前往楊家嶺。楊家嶺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,也是毛澤東、周恩來、劉少奇、陳云等中央領導同志居住的地方。

我跨過幾個山灣后,來到了楊家嶺。我先去找蔡暢同志,但她不在家,我就去找陳云同志。我和陳云在窯洞里坐了一會兒,天色已近黃昏,陳云說:我們去吃飯吧。

根據中央的規定,在延安有三種伙食標準:一種叫大灶,就是供一般的工作人員和學員所吃的;第二種叫中灶,是供一般負責干部吃的;第三種叫小灶,是供中央領導同志用餐的。

中央領導同志雖然在小灶吃飯,但是可以采用兩種方式:一種方式是由勤務員把飯菜打到自己的窯洞吃;另一種方式是領導同志自己到小灶食堂吃。

陳云帶著我來到一座兩層建筑前,這是中央辦公廳的所在地。這座建筑的上層是中央開會和中央辦公廳辦公的地方,下面一層就是小灶食堂,同時也是中央召開參加人數較多的會議的地方。

我們進入小灶食堂。食堂內擺設了若干個小方木桌,每個方桌配有四個座位。我就靠近陳云旁邊坐下來。當我們正要開始吃飯的時候,毛主席和江青進來了。陳云見后趕快站起來打招呼,我也馬上跟著站了起來。大家打過招呼后即落座,毛主席坐在我的對面,江青則坐在陳云對面。毛主席看了看我,問陳云:這個娃娃是哪里的?陳云介紹說:他是延安大學中學部的學生,他的父親是李碩勛。聽了這個名字,毛主席想了一會兒,似乎不大記得起來了。陳云這時馬上補充道:他是世炎同志妹妹的兒子。當聽到世炎的名字后,毛主席興致高了起來,他說:世炎啊,我們熟得很啊,我們都在大釗同志手下工作過,他是革命的早期領導人,不過,世炎他們是搞工人運動的,而我是搞農民運動的。

這時毛主席又仔細打量了我,停頓了一會兒,他說:李碩勛同志我想起來了,他曾參加過南昌起義,后來聽說在海南島犧牲了。陳云講:是的,我和碩勛一起在江蘇省委工作過。這時候毛主席又轉來問我:你們正在學習什么功課啊?我說:我們正在學習整風文件。他又問道:你看小說嗎?我說:看。他問我:看什么小說?我回答:正在看《三國演義》。毛主席問:你對《三國演義》的哪一個人最佩服?我脫口而出:曹操。主席聽后感到十分驚訝,就追問我:為什么呢?我就說:曹操能團結干部。毛主席說:那你舉個例子。主席在等待著我的回答。我說:官渡大戰后,曹操取得了勝利,繳獲了許多他的屬下私通袁紹的高官和謀士的書信,但他并沒有采取什么處置措施,而是當著這些人的面把這些書信都燒了,因此團結了這一部分人。聽完了以后,毛主席點頭稱是。他對陳云說:這個娃娃了不起,要好好培養,將來一定是個人才。

江青聽說我到延安之前曾在陶行知先生辦的育才學校學習過,她很感興趣,問了我一些陶行知先生的情況,我一一作答。

毛主席和我這次談話雖然簡單,但是含義深刻。十月革命以后,建立了中國共產黨,中國共產黨人都在不斷摸索中國革命的正確道路。周恩來、趙世炎等同志是從工人運動搞起,在大革命時期發動了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,取得了勝利,建立了上海市臨時革命政權。蔣介石到上海后,叛變了革命,對共產黨員進行血腥大屠殺,造成大批共產黨人犧牲,這就是歷史上的四一二慘案。我的五舅趙世炎也在此后英勇就義。而毛主席呢,他在看到南昌起義失敗后,就上了井岡山,創建了工農紅軍和紅色根據地,走了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,終于取得了革命的勝利。

關于團結干部的那段話,這也是以后毛主席講過的,要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,包括一些犯了錯誤的同志,只要他們承認了錯誤,并在實際中改正了錯誤,我們還是要相信他們。

關于《三國演義》的那些評論,其實也并不是我個人想出來的,是一些老同志的議論給了我啟發。不過當時我用比較簡單和肯定的語言回答了主席的提問,因此得到了毛主席的稱贊。

和睦的家庭

我和朱琳結婚以后,兩人的感情非常好,她無微不至地關心我、照顧我,我也同樣地愛護她、照顧她。我們當時的收入不高,但為了不影響工作,請了一位保姆照顧孩子,所以每月的工資支出都要提前做計劃,至今大琳還保存著那時每月發工資的信封。我到外地出差時,幾乎每隔兩三天都要給大琳寫一封信,告訴她我到達地區的情況、風土人情以及風景名勝。她也經常給我回信,只要我預定某一天到達哪個城市,她就提前把信寫好寄出,保證我到了目的地可以按時收到。當時電力系統有調度電話,但是要公私分明,我不好用調度電話和家人通話,只好寫信交流。那個時期,我們之間的兩地通信有好幾十封,但經過“文化大革命”,都沒有能保存下來,這是非常遺憾的事情。

我們結婚后,我母親特別盼望大孫子早點降臨。1959年6月7日,第一個兒子出生,取名李小鵬。兩年以后,1961年6月1日,第一個女兒出生,取名李小琳。這樣一來,我和朱琳之間就不直接喊名字了,我叫她大琳,和女兒小琳區分開,她叫我大鵬,和兒子小鵬區分開。這個稱呼一直延續到今天,也體現了我和大琳之間純真無瑕而又真摯的感情。

我們當時住在東北電管局的職工宿舍,叫東電后院,是一座新建的三層樓房,前面就是我的辦公樓,是同一個院子,在沈陽市中心區以北的方形廣場附近,靠近南湖公園。給我分配的房子在二層,是一套兩居室,帶有一個衛生間、一個廚房和一個過道,使用面積34平方米。房子很新,公配家具除了雙人床外,還有寫字臺、一個衣柜、一個沙發,把一間臥室兼辦公室擠得滿滿的。房子地面鋪了木地板,還用油漆刷了墻圍。按照當時的條件看,應該算是相當好的住房。我們在豐滿的時候沒有房子,一直住在招待所,到了沈陽終于有了自己的房子,心里很滿足。

1960年下半年,大琳第二次懷孕,預產期在1961年6月初。當時東北電管局在沈陽沒有自己的醫院,鐵路局有醫院,鐵路局局長叫王樹恩,是我在延安自然科學院的同學,他年紀比我大,是華北聯合大學從前方回來的那一批學員之一。我找到他,請老同學幫忙,請他設法安排大琳到鐵路醫院生孩子。鐵路醫院不大,婦產科在一幢日式的二層小樓上,大琳就住進去了。

1961年,小琳快要出生的時候,我們把小鵬送到了北京他奶奶那里撫養。臨行前,大琳專門為小鵬做了三鮮餡的餛飩。我們看著小鵬津津有味地吃著,吃完一碗又要一碗。想著兒子就要去北京了,大琳心里有些酸楚。小鵬在北京生活的那段時間,有好幾次我們想念兒子的時候,就把小鵬接回沈陽住一段時間。

1961年6月1日,是國際兒童節。我一直守候在產房的過道里,焦急地等待著孩子的出生。到了中午12點鐘左右,我聽到產房里面傳出了嬰兒啼哭的聲音。我看到母女平安,心里才踏實下來,就急忙趕去參加東北電管局召開的生產調度會議了。

小琳出生以后,給我們的生活帶來了很多樂趣,但由于當時是三年困難時期最嚴重的時候,也給我們的家庭增加了不小的負擔。因為母乳有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長,所以大琳一直堅持自己喂奶,小琳吃了一年多的母乳。當時,大琳本身營養不良,又給小琳喂奶,影響了產后恢復身體。

那時大家生活都很困難,我作為高級技術人員,國家給了一些優待,所以生活條件比一般工人要好一些。小琳出生后,營養品的需求量增加了,食品需求也增加了,我當時騎著自行車到郊區的市場上買了一些蔬菜、雞蛋、小米等副食品,給大琳補充營養。后來經過局里批準,訂了一瓶牛奶,晚上給小琳喝。有一天晚上,我們被小琳的哭聲吵醒,我對老奶奶說:“也許是餓了,拿牛奶喂她吧。”但奇怪的是,小琳一碰奶嘴就左右搖頭,并大哭,只喝媽媽的奶。我們才知道,每天的牛奶都被我們請來照顧孩子的老奶奶獨自喝了。

1962年,大琳的身體一直不好,經常頭暈、失眠,有時候還不想吃東西,身體日漸消瘦。大琳還病休了一段時間,工資調級受了影響,20年后才調上。我們到醫院看過幾次。在當時沈陽最好的醫科大學醫院,經過大夫的檢查,也沒有查出什么結果。沒有藥物可以治療,只能加強鍛煉,補充營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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